余秋雨先生：
大著《山居笔记》1998年9月在上海出版后，据报道已经一印再印，我也购得一册，常常阅读。我注意的是书中的错误读者指出之后，余先生改正没有，没有读者指出但是明明错误之处，余先生自觉改正没有，这两方面我都有失望之感（只因我期望值太高吗）。我想这不会因为我第一封致先生信说话态度幽默带来的负面效应吧。我信在1998年12月2日《中华读书报》见刊，余先生于同年同月27日在《羊城晚报》发表《敬告全国读者》一文，您的“狼来了”一般的惊呼，您的耸人听闻的语言，您的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滑稽态度，您的影影绰绰的口气，称批评《山居笔记》者为“文化杀手”，其中没有饶恕的也包括笔者。“文章措辞的激烈，对一向平和儒雅的余秋雨来说，是极为少见的。”（编者按语），别有意味的是同时还登载一幅照片，是您站在古籍书架前正在翻阅古籍线装书，这无非是在书斋宣告余先生对古籍挺有研究，古典文学的修养是很高的，是教授级的。我在反复阅读《山居笔记》之后，我觉得有必要再致余秋雨先生一信，表示我对“敬告”的回应倒还在其次，别让余先生书中讹误一错再错则是主要的意图。
余先生读书心浮气躁，随心所欲，说得不客气一点简直是不懂装懂。让我赶快举例说明之。余秋雨在《遥远的绝响》一文写到嵇康被杀的原因，这是从《晋书·嵇康传》中引来的，原文是这样的：
“及是言于文帝曰：‘嵇康，卧龙也，不可起。公无忧天下，顾以康为虑耳。’因?曰：‘康欲助毋（贯的异体字）丘俭，赖山涛不听。昔齐戮华士，鲁诛少正卯，诚以害时乱政，故圣贤去之。康、安等言论放荡，非毁典谟，帝王者所不宜容。宜因衅除之，以淳风俗’。”
余先生怕人们读不懂，把以上这段话译了出来，如果是字句上的细微出入，我抓住余先生为难，那是我的不是。事实却不是这样，这段译文正好把他的文言文水平兜了出来。现在让我抄下余先生的译文如下：
嵇康，卧龙也，千万不能让他起来。陛下统治天下已经没有什么担忧的了。我只想提醒您稍稍提防嵇康这样傲世的名士。您知道他为什么给他的好朋友山涛写那样一封绝交信吗？据我所知，他是想帮助别人谋反，山涛反对，因此没有成功，他恼羞成怒而与山涛绝交。陛下，过去姜太公、孔夫子都诛杀过那些危害时尚、扰乱礼教的所谓名人，现在嵇康、吕安这些人言论放荡，诽谤圣人经典，任何统治天下的君主都是容不了的。陛下如果太仁慈，不除掉嵇康、可能无以淳正风俗，清洁王道。
这段话是钟会（书法家钟繇的宝贝儿子）对晋文帝说的谗言。晋文帝者，不是别人，就是司马昭，即司马懿之子。据《三国志·魏志》记载“文王讳昭，字子上，宣帝第二子也”。他是西晋王朝的王族，先封为大将军，后封为晋文帝（注意，不能称晋文王，《世说新语》称晋文王，那是错误的，徐震?先生早就指出了这个错误）（注）这种帝，不是最高的天子，也不是一国的国君，而是对皇族与功臣的封赏的称号。王国维先生在《观堂集林》别集———《古诸侯称王说》一文中有详细的界定。王，则是最高的天子，一国的君主，秦以后又称皇。钟会毕竟是有文化的官僚，不是土包子，他称司马昭为“公”，是很有道理的。而您余先生却是左一个陛下，右一个陛下，开口一个陛下，闭口一个陛下，把晋文帝称作国君了。陛下者，是对帝王的尊称。秦以后专称天子为陛下。尽管司马昭是野心家，是权欲熏心的家伙，但他至死也不曾“统治天下”，他仅仅是个皇族，不是一国的天子。您余先生显然搞错了。这点常识在《左传·崤之战》一文中有，余先生在高中语文课上应该是学过的。译文中功夫性质的错误至少还可指出两点，不说了吧，免得您余先生光火骂人。（江苏无锡吴海发）
注：《世说新语》（徐震?注本）第26页，中华书局1984年4月版。
